在衡阳市湖湘文化研究所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巡视员、省社科联主席 郑佳明
（2010年1月12日）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
参加这个会非常高兴，真的很高兴。为什么高兴呢？因为成立衡阳市湖湘文化研究所，本身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另外，咱们研究所聘请的研究人员有42位，我们正在研究的项目有41项，还有一些漏报的。我觉得研究人员和研究项目很有份量。特别是刚才听了大家的发言，话虽不多，但对于这项工作，对于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内心的这种热情和期盼，都非常让我感动。现在我在省委宣传部担任巡视员，分管理论和社科工作，是省社科联主席，我代表省委宣传部和省社科联，对衡阳市湖湘文化研究所的成立表示衷心的祝贺！
现在各种各样的机构很多，有的内容多一些，搞得久一些，有的空洞一些，搞得不久。我们成立这么一个研究所，我希望搞得好一点，搞得久一点！怎么搞得好、搞得久一点呢？就是大家对这个事情本身要非常热爱它，非常有兴趣，同时工作也要做得好。
我今天开头第一句话就说这个事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现在这个世界都在寻求意义和价值。有人说，80年代只有学术，没有思想；90年代只有思想，没有学术。那么，从2000年到2010年这个10年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价值。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有一个文化选择的问题。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呢，世界上出现了一个“中国模式”的议论，出现了一个对资本主义爆发这么大危机的议论，思想界重新被激活。这些议论很有意思，它跟前两次大的价值选择有点相似。
上个世纪初的经济危机，造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沙皇俄国解体，苏联成立。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巨大，中国实际上就是在一战以后，通过巴黎和会，认识了西方帝国主义的真面目，通过十月革命的成功我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以后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道路。那么第一次资本主义的大的经济危机造成的价值选择是什么呢？就是社会主义的新世纪的到来。1929年美国出现了大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延续了八、十年，直接导致日本、德国这两个战争策源地的形成，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结束以后，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中国也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92年苏联解体，东欧发生剧变，这个时候，西方社会认为社会主义已经终结，人类的价值选择已经定了。于是，美国提出一个“新帝国论”。它的主要内容有两条：第一条，它认为美国的价值观是最好的，认为美国和西方的胜利是价值的胜利；第二条，西方的胜利是经济和科技、军事的胜利。新帝国论就是要用它的价值观，再加上它的实力，让全世界服从于美国的利益，服从于美国的领导，建立一个单极的世界。可是，刚过了10来年，2001年美国就爆发了9.11事件，到现在又过了10来年时间，美国的经济危机，整个西方的经济危机，波涛汹涌。中国这个已经被多次诅咒要垮台的国家，现在反而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一个巨大的动力。中国的国际影响、国际地位，使世界的格局产生了改变，使世界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改变。
那么，这三次资本主义的危机和三次价值选择，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带来了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和中华文化怎么样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问题，这里头有一个价值的追求和价值的选择问题。人类的文明应该不是一元的、单线的，不是只有西方那样的价值追求。中华文化在历史上究竟处在什么地位，对未来的人类、世界究竟起什么作用？这个问题就回到了咱们今天的会场。
实际上，对文化问题、价值问题的认识，我们中华文化是非常重视的。我刚才翻了一下萧平汉老师的著作《理想与现实：王夫之历史哲学研究》，船山他就是一个价值的追求者。中国古代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国人一直形成了一个好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实际上是一种整体主义的价值观，整个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我们是群体主义的价值观，我们的君权、整体主义、群体主义，是以家庭伦理为纽带关系的，在这个基础上的氏族社会和儒家伦理，这四个东西是软件硬件合成一体。在和天的关系上、和自然的关系上，我们实际上是主张天人合一的，认为天的秩序就是人类社会的秩序。这样一种大的价值观、文化观，与西方那种以个人为中心的、利己的、竞争的、甚至于斗争的价值观实际上是不同的。中华文化如何利用市场、竞争这样一些市场经济的思想，又发挥中国整体的、群体的思想，把我们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些思想和现代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中华文化新的发展，我认为现在正当其时。
中国人这种文化价值追求到什么时候中断了呢，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王夫之他们那个时代，从龚自珍一直到曾国藩，那个时代还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相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那么，到什么时候对中国文化彻底失去了信心呢？就是甲午战争之后。甲午战争不但打败了中国人的军事，还打败了中国人的政治体制，最后打败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的结局使中国人认识到文化的失败，产生了新文化运动，产生了胡适这样一批人，这些人坚决要全盘西化，中西文化到这个时候才出现了大的麻烦。从那以后，我们的价值有一定的迷失，中国到底要往哪个地方走，不是很清楚。
这个价值追求，我们追求了一百多年，到现在又重新提出来了。所以，十七大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包括四个部分，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爱国主义，一个是时代精神。还有八荣八耻等内容。这四个方面是不是到头了呢，还没有到头，我认为还在走，还在选择。在这里，一个长期的、稳定的、起作用的东西是中华文化。不论中国走到哪，中华文化都是中国人民精神上的家园，都是中国人灵魂上、精神上的母亲。近代历史上中国人受了多少磨难，也包括大跃进失败后的磨难和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磨难，所有这些磨难，中华民族为什么没有垮？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国的传统文化，像母亲一样呵护着这些子孙。所以，对于传统文化的重新认同，要在批判中认同，这是我一直的思想。正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的需要，产生了文化热。
另外一个，就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实际上是不全面的。搞历史研究，我们的武器是什么，仍然是历史唯物主义，但是我们过去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把它简单化了，生产的观点，阶级的观点，群众的观点，把它简单化了，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这些概念中，文化占的比例太小。从哲学上我们对文化的认识就不够。
从上个世纪初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到50年代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到上个世纪末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再到本世纪初，有一系列关于文明、文化的研究成果。西方学者是从基督教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认为他们的经济和文化是一体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长期是把文化和经济分开的。我们形成了GDP是一切、自然资源是一切、发展是一切的思想。这个思想是错的。科学发展观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在认识到经济的同时，又认识到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那么它是一个全面的发展观。到十七大的时候，党和国家的文化自觉发展起来了。
我刚才这段话讲到两个潮流，一个是中国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潮流，在发展中逐渐认识到自己的传统文化，第二个是世界经济发展中的文化潮流，这两个潮流汇集到一起形成了中国的文化热，也形成了湖南的文化热，也形成了我们衡阳的文化热，这是我谈的一个看法。
第二个看法，讲湖湘文化，我们宏观研究说的多。但是科学它是建立在学理、学术的基础之上，一本一本书，一个一个观点，最后在讨论的基础上形成共识。对于湖湘文化研究，我们在组织领导方面还不够统一，现在省里就搞了三个研究会。这个事也不是一日之功，它有一个长期的研究过程。现在，经过一些学者踏踏实实的研究，眉目逐渐在清晰。
湖湘文化，我认为，它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它是中华文化中的一种。这里有两个观点，第一个，“一部分”就是说湖湘文化是其中的中观文化。我们中国的文化，由于过去交通不便，地理因素非常重要，那么就形成了一些按地域来划分的文化。湖湘文化形成于湖南盆地、三湘四水。它不断有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不断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注入，最后形成了具有湖南地方特点的中华文化，它最大的特点是地理特点和历史特点。第二个，它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和其它种类的文化不太一样，它融入了地方的发展历史、风土人情这样一些元素。所以，湖湘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人们为什么需要历史文化的传统。理由有几条：第一条，要从历史文化中去找经验。这是政治家的需要，毛泽东说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第二条，历史文化给人一种归属感。人和动物不一样，他心灵上要有个归属感。你看那些人，走出国门，走遍千山万水，在那边生儿育女，回过头来到了衡阳，还要老泪纵横。这种归属感是他的一种自我和人格文化上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是与生俱来的，是人的一种本性。中国人爱国，是从爱家爱乡爱土爱历史开始的，他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爱这个国家的。你跟小朋友说爱国，小朋友是不太理解的。我们好多孩子都是出了国才爱国的，出国后看到一家乡人就哭脸，他就爱国了，为什么呢？他是联系具体的、身边的情感和事物来爱国家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湖湘文化，需要地域文化，需要衡山文化，需要南岳文化。这些是不能用笼统的大道理去解决的，这个文化是中国特有的。
为此我思考过俄罗斯，有人说俄罗斯的实力比我们强，俄罗斯的基础比我们好，法制基础、教育基础都比我们好，俄罗斯为什么对外开放不成功，为什么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呢？是因为它缺一个东西，缺乏俄侨的支持。我后来查了一下，公元1600年的时候，俄罗斯只有300万平方公里，1850年以后，它有将近2300万平方公里。它在200年里抢到了2000万平方公里，征服了100多个民族。它把这么大一坨生肉吃到肚子里，不消化，既没有经济上的往来，又没有宗教上的联系，还没有文化上的沟通，所以苏联一开始建立起来就是一个松松垮垮的家伙。由于长期在文化上不认同，到苏联一解体，它马上就垮掉一半。而且由于长期的极左政策，他的人一旦出去，就不想回到俄罗斯，不想念俄罗斯，他们宁肯当美国人，当英国人，当外国人，却不愿意再当俄国人。
中国人不一样，我们有3000万到5000万华人华侨，这些人大多数是困难的情况下出去的，有的是谋生，有的是逃生，很多是让我们给整出去的，都不是走的很愉快。但是这个几千万在海外的华人华侨，成了改革开放的支持者，沟通了中国与世界，而且他们有极为宽阔的胸怀，对以前的事既往不咎，回过头来还要磕着这个地方捧着黄土哭脸，这就是中华文化。所以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开放，中国的开放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几千万华人，几千万华人华侨有一颗中国心。他们带回来多少资金多少技术，带回来多少外国投资者，这在世界上其它国家是没有的。
我们讲湖湘文化，讲地域文化的研究，实际上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再认识、再肯定。当然，湖湘文化也有转型的问题，有扬弃的问题，这正像中国的传统文化有转型、有扬弃一样。而且湖湘文化的转型任务比起沿海来更重。重多少，这是我们衡阳人要研究的。
清政府在康熙年间开始闭关，广州在封闭期间是中国主要的对外交往通道，其他的地方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才有五口通商，湖南还要晚半个多世纪。这样一来，就造成沿海地区比我们较早地接受了商业文明、工业文明、法制文明。湖南的开放比沿海那些地方晚了几十年到百把年。湖南的这种内陆位置和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使湖湘文化要更多的接受工商业文明，这是需要转型、需要进步的地方。
湖南的文化是一种高度成熟的封建主义的文明，这种封建主义的文明有几个东西是不好的。第一个是家长制。家长制就是权本位，把权看得太重。封建社会是权本位，资本主义社会是钱本位，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人本位。封建社会的权本位思想在湖南很浓重，包括我们现在的官场。湖南很多年轻人的价值取向就是做官。在五口通商的那些沿海地方，年轻人的价值取向是什么？是赚钱，过幸福日子。我们湖南人，搞不到钱，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去搞“帽子”。湖南发展有两大障碍，一个障碍是封建主义的传统，一个障碍是极左的思想，这两个东西加起来就使人把权看得太重，就得想办法把权搞到手，就得搞政治。第二个是裙带关系。人情大于王法，人情无孔不入，法度、道德越来越不起作用，这种情形很厉害。人情关系来源于裙带关系，来源于家庭伦理。罗素讲过，中国人的忠孝节义是法制的大敌。第三个是小农思想。小农思想，没有开阔的眼界，没有理性的思维，没有长远的打算。湖南因为农业社会的充分发育，小农思想较多。第四个是封闭思想。湖南的地形象个大撮箕，西边是雪峰山，南边是南岭，东边是罗霄山脉，中间是一条湘江，往北流到洞庭湖。这个地形有什么不好呢？西伯利亚来的北风没有什么东西可挡，直接吹入三湘四水，所以湖南冬天冷得要死。到了夏天，从太平洋上过来的凉风，又被高山给挡住了，所以热得要死。湖南在屈原和贾谊的时代，都是犯错误的人呆的地方。后来，人多了，这个地方不够住，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人霸得蛮，吃得苦，同时斗争精神、奋斗精神极强。我们要把湖湘文化、湖南革命文化的精髓提炼出来，把它变成发展文化的动力，把它的消极因素去掉。
湖湘文化中有消极的东西，也有积极的东西，所以需要剥离。这种剥离难在哪呢？难在它没有宗教。如果有宗教的话，就可以用宗教改革来使人解放，中国没有宗教，就没有办法用宗教改革的办法解放。中国的所有传统文化都是一身兼二任。比如说忠君和爱国，爱国好不好，好，爱国必须忠君，只有忠君才能爱国，那么你怎么样把爱国思想和忠君思想区别开来呢？再说尽孝，尽孝就要承认家长的权威，承认家长的权威，人的个性就要受影响。那么，中华文化的发展实际上有一个凤凰涅槃、再生的过程。湖湘文化的这些弱点如何克服，怎么样和工商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说到我们衡阳，衡阳的历史文化非常之深厚，是我非常景仰的一个城市，衡阳在湖南是举足轻重、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它不仅因为历史文化的深厚，而且还在于它的人才荟萃，更在于它的交通地位特别重要。现在武广铁路拉通了，东西路网拉通了，衡阳重新成为一个交通枢钮，在这种情况下衡阳的腾飞和发展、转型指日可待。在这个过程之中，要使衡阳的地方文化发挥积极作用：第一个是从精神上鼓舞人民。用衡湘文化、湖湘文化鼓励人们的自信心，鼓励人们的认同感，鼓励人们更平和、更理性、更安定地生活。现在这个社会比较浮躁，有了这种历史文化，大家就有一种认同感。第二个是从学理上解放思想。第三个是从文化上进行传承。我们的文化要整理、要传承。要对历史进行梳理和发掘，把历史文化资源变成我们干部和人民的知识，然后用这些知识来发掘我们的文化产业，来培养我们的文化新人。
我在长沙工作多年，深深感到文化建设有助于提高干部文化素质。长沙这个城市，地名中有“岭”、有“塘”的非常多，原先的长沙城，有山有水，非常美丽，可现在没有塘，没有岭。慈禧太后都知道把昆明湖里的泥巴拿出来堆个山，她人工搞一个塘，一个岭。我们现在把岭推到塘里边，连慈禧太后都不如啊！以前，由于干部不懂、法规不健全，又由于物质利益的刺激，我们把大量的历史文化、优美的自然风貌破坏了。所以我说，子不教父之过，干部不教知识分子之过。文化学者有责任弘扬文化，所以，知识分子要当干部的启蒙老师。
经过充分讨论，我们把湖湘文化精神归纳为两句话：“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我们的湖湘文化研究所，要走向媒体、走向市场，要走向城市建设，要研究党委和政府关心的实际问题，要在研究这些问题中发展壮大自己，同时也要进行学术上的整理，要出成果、出人才。只有紧贴实际、紧贴人民、紧贴经济建设这个大潮，特别是为市委、市政府的决策去服务，我们才有希望，才有前途。要不然的话又变成这边有很高的研究水平，那边把你一个衡阳城搞得乱七八糟。至于方先觉坚守衡阳47天，什么时候看，什么时候掉泪，这种故事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拍出来？我跟很多的衡阳领导都说过，但是真正要做还得靠我们去做。领导只是在你水到渠成的时候，帮你一把。还有，像宗教名城、抗战名城、历史文化名城、山水名城、交通名城，衡阳的这些文章，都要做好做足。
我讲了这么多，是因为心里很高兴，我也很喜欢这座城市，我也抱有大的期望。用得着我的地方，我积极为大家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