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书院唐代摩崖碑刻考
吴小珍
摘要：天下四书院之一的石鼓书院位于衡阳城北石鼓山上，书院历史悠久，地势独特。摩崖碑刻历代不绝，在全国书院独树一帜，是石鼓书院文化历史的重要组成。文章在查阅历史文献与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石鼓书院唐代摩崖碑刻进行整理，并对其中存有歧义的“东岩西谿”、“太和题名”、“刺史蒋防碑刻”及“昌黎诗刻”等四种摩崖碑刻予以考释，以期丰富书院文化史研究。
关键词：石鼓书院；唐代；摩崖碑刻；考释
一、石鼓书院唐代摩崖碑刻基本情况
石鼓书院创建于唐代，初名为李宽中秀才书院，是中国最早产生的书院之一。书院建址于衡阳城北石鼓山上，此山“其形如鼓，屹立于蒸、湘二水之间”，“葱郁秀丽，为一方诸山之最”[1]，书院以山为名，山以书院为盛，慕名来此揽胜观景、讲学论道者历代不绝。中国文人自古就有在名山胜迹题壁刻石以记事抒怀的传统，石鼓书院与山一体，山体纯石，地势独特，是以书院摩崖碑刻历代不绝，遍布整个石鼓山，其年代之久远，数量之繁多，在全国书院独树一帜，尤以唐代时期的摩崖碑刻弥足珍贵。相关记载最早见于宋人文集、地理志与金石著录等文献资料。范成大《石鼓山记》云：“石鼓书院合江亭今绿净阁，西廊外石磴缘山，谓之西谿，有‘窪尊’及唐李吉甫、齐映诸题名’”[２]1８。又，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载录石鼓书院唐代碑刻２种，南宋佚名《宝刻类编》载录书院唐代摩崖、碑刻各一种等。明清以后，载录与考订石鼓书院唐代摩崖碑刻的文献资料日渐增多，如乾隆《清泉县志》载录６种，嘉庆《古泉山馆金石文编》载录３种，嘉庆、光绪《湖南通志》载录11种，同治《八琼室金石补正》载录３种、光绪《石鼓书院志》载录６种等。
以上历史文献资料，是整理与考证石鼓书院唐代摩崖碑刻的重要文字依据。笔者在仔细查阅、比对多种不同历史文献记载的基础上，结合书院实地调查，对石鼓书院唐代摩崖碑刻及存佚情况进行整理。可以确定，石鼓书院唐代摩崖碑刻共有1５种，见表1。
由表1可知，石鼓书院唐代摩崖碑刻以摩崖题刻为主，伴以二、三碑刻，参差分布于石鼓山东、西、北三面岩壁及附近滨水处，其中：石鼓山东岩４种，石鼓山西谿６种，石鼓山北（含合江亭、朱陵后洞）５种；迄今保存完好的有３种，皆为摩崖题刻，即“太和题名”、“朱陵后洞”四字与“西溪”二字。
现择其有疑义者，“东岩”与“西谿”及其相关诗文题（碑）刻、“太和题名”、“刺史蒋防碑刻”及“昌黎诗刻”四种摩崖题刻分别予以考释。
二、石鼓书院唐代摩崖碑刻考释
（一）“东岩”、“西谿”四字及诗作题刻、“东岩记”、“西谿记”碑刻考
“东岩”、“西谿”四字为石鼓书院著名题刻，年代久远，素负盛名，石鼓山东岩、西溪称谓即缘于此。二者分别位于石鼓山东、西两侧岩壁，皆无落款。“‘东岩’二字，二石各高一尺六寸，广一尺七寸，各一字，字径一尺二寸许，分书；‘西谿’二字，高一尺四寸，广三尺八寸，横列二字，字径一尺，正书”[３]３３。
“东岩”与“西谿”题刻的形成年代及其书者，一般认为是贞观年间衡州刺史宇文炫。明《永乐大典》卷九七六六，《二十二覃·岩》：“东岩在湖广衡州府衡阳县北合江亭东，唐贞观十五年，刺史宇文炫建亭以为登览之所，面对岩壑，故名”。明嘉靖《衡州府志》卷六《名宦》：“宇文炫，唐太宗时为衡阳太守，贞观中时和岁丰，民安物阜，于石鼓山东崖、西溪有诗。”明万历二十一年《衡州府志》卷一《山川志》：“太守宇文炫于石鼓之东题曰‘东岩’，西曰‘西溪’，石上有诗，已剥落不可读”。明万历十七年《石鼓书院志·上部·地理志》亦云：“东岩，在石鼓山东北，壁立数仞，为书院八景之一；西溪，在石鼓山之西，俯临蒸水，夜月晚眺，水天一色，刺史宇文炫石刻尚存，具八景之一”。该志《名宦志》云：“宇文炫，贞观中为衡州刺史，多善政，增修合江亭，建东岩、西溪二亭”。
清代以后的各种文献记载，志书如《湖南通志》、《衡州府志》、《清泉县志》、《衡阳县志》以及《石鼓书院志》等，金石著录如《八琼室金石补正》等皆从此说，未有异议。
前述文献材料中有两点值得注意。（1）宇文炫除在石鼓山东、西岩壁题刻“东岩”、“西谿”四字外，又在四字之上留有诗作题刻，后因年代久远而剥落不可读；（２）宇文炫题刻的具体时间是贞观年间，确切地说是贞观十五年。对此，有关“东岩”、“西谿”四字摩崖及其相关诗题刻历史，有几点须加以辨证或予以补充。其一，题刻者为宇文炫的说法虽确，然未言及所本何处。其二，题刻时间记载不确，即题刻者宇文炫任职衡州刺史时间记载有误。其三，宇文炫在石鼓山的题、碑刻活动记载不全，尚有缺失遗漏。
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五十五《荆湖南路·衡州》之《碑记》云：“《东岩记》在合江亭东，正观五年刺史定宇文氏记；《西谿记》在合江亭，宇文氏有铭”。《舆地纪胜》约成书于宋理宗宝庆三年（1２２７），该书据各郡图经，录其要略而成。这是已知有关宇文炫石鼓山刻石活动的最早文献记载，由此可确定，他任职衡州刺史期间，除在石鼓山东、西岩壁分别留有“东岩”、“西谿”四字与诗作题刻外，同时还在合江亭东、西两侧各立有“东岩记”、“西谿记”碑记（铭）一通，可惜诗文与碑记（铭）早佚，不见之任何记载，殊为遗憾。
另，《舆地纪胜》谓宇文炫碑立时间为“正[当为‘贞’字之误]观五年”，与后世记载不符（见前述，明《永乐大典》云“贞观十五年”）。碑刻与题刻虽然形制相异，但作者乃同一人，主题亦相同，何以二者形成时间相差十年，显然不合常理，其中必有一错。事实上，不管是“贞观五年”之说还是“贞观十五年”之说，二者记载皆不确。
据《唐会要》卷三五：“贞元三年正月，右补阙宇文炫上言，请京畿诸县乡村废寺并为乡学，并上制书事二十馀件，疏奏不报”。又据北宋《册府元龟》卷四八一：“张彧，贞元十四年自刑部侍郎除卫尉卿，初有诏，令三司使推按僧法凑狱，不叶颇甚，中丞宇文邈上表辞官，不许，彧时又疾病，请归休，帝意以为假托事故，彧改官，邈受令，刑部郎中宇文炫同推事，以邈与炫宗姓，又改令卢虔”。再，明《永乐大典》卷八六四七“衡州刺史”条：“宇文炫，贞元十五年”。综合以上材料内容，可以确定：宇文炫于唐贞元三年（７８７）官右补阙，贞元十四年（７９８）为刑部郎中，次年即贞元十五年（７９９）任衡州刺史。因此，宇文炫在石鼓山题刻及碑刻之举，当在唐贞元十五年或之后的几年间。
另，“贞元十五年”、“贞观十五年”与“贞观五年”，三者若从文字书写印刷角度来看，容易混淆。因此，不排除后二者因字误、字漏等原因，出现以讹传讹的现象（如《舆地纪胜》云“贞观五年”当为字误兼字漏，即将“贞元”误写为“贞观”，在“五年”两字前又漏写“十”字；又如《永乐大典》所载则纯属字误，同一书不同之卷言同一事，竟然一说在“贞观十五年”，一说在“贞元十五年”，显然将“贞元”误写为“贞观”），是以后世皆误以为宇文炫题（碑）刻于石鼓书院的时间在唐太宗贞观年间，而非一百六十余年后的唐德宗贞元年间。可谓一字之差，谬以千里。
（二）太和题名考
太和题名，又称“唐刺史裴□等题名”，清代以前未见于任何文献记载。乾隆二十二年九月，寓居衡阳的清代学者江昱在石鼓书院搜访摩崖碑刻时，偶然发现该题名，其文集《潇湘听雨录》中有详细记载：“乾隆丁丑九月，令仆夫前曳后拥，缘崖搜讨前人磨刻凡数十处，惜石质粗疏，剥落过半，有‘太和九年’刻藏于崖下……其‘太和’题名，高一尺，阔少驘，字大寸许，书右行，体近欧阳。刻手亦善其文，曰‘衡州刺史裴□、监察御史陈越户、部从事閰斯琴、客张贽，太和九年九月十日同游’，凡六行三十二字，缺一字。余尝有句云‘绝壁苔封刺史名’，盖指此出”[４]２。
江昱，字宾谷，号松泉，江苏甘泉人，廪贡生。乾隆二十一年，衡阳新增清泉县，其弟江恂出任县令一职，昱遂至衡州，“居恂署数年”。江昱醉心于金石之学，自云“余客湖湘，于其地之碑刻聊就力就致者畜之”[４]８。其弟江恂亦有此好，公务之余常与乃兄一起，着意于湘省各地摩崖碑刻的搜集与整理。任职清泉县令后，尤注重对石鼓书院摩崖碑刻的保护。乾隆庚辰年间，江恂鉴于石鼓山游客往来喧哗，为避免干扰书院师徒教学，遂下令重开西谿栈道，不由书院直达合江亭胜，颇觉一新，“修理需石，或议亭内、外碑如插笏，有駮蚀无一字者，信可毁之”。对此他坚决予以反对，明确表示书院碑刻中“无一字者，安知非唐宋旧物，毁之，终不安”[５]。江氏兄弟精于金石之学在当时颇有声名，远在京师的金石学大家如钱大昕曾专门慕名到访石鼓书院，邀请江昱一同考察书院合江亭后岩壁的摩崖石刻诗文，“摩挲不忍去”[４]６。
太和题刻被发现后，湖南省、府、县志及光绪石鼓书院志先后载录，著名金石学家瞿中溶、陆增祥等亦先后将其收录各自的金石著录中。由太和题名内容可知，唐文宗太和九年（８３５）九月十日，衡州刺史裴氏与监察御史陈越石、郡从事閰斯及琴客张贽等四人同游石鼓书院，并将此举题刻于西溪崖壁，以为纪念。题刻中提及的四人，后二者“閰斯”与“张贽”身份较低，具体何人无从考据。关于閰斯的职衔，陈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考订题刻中“部”字为“郡”字之误[３]３３，即閰氏之职当为郡从事。可知他时为衡州刺史属官。《隋书》卷二二《百官志·下》：“上上州刺史，置府。……州属官，有别驾从事史，治中从事史，州都光迎主簿，主簿，西曹书佐，市令及史，祭酒从事史，部郡从事……等员”。部郡从事乃隋代于各州置此官，隶属州牧，掌督促文书举非法事，秩从九品，简称部郡从事。《新唐书·百官志》虽无“从事”一职，但唐代史籍中经常出现“从事”这一专有名词，如郑谷《南康郡牧陆肱郎中辟许棠先辈为郡从事，因有寄赠》一诗[６]，可知唐代“郡从事”有之，泛指所有幕职。
又，监察御史陈越石。按：监察御史一职，《新唐书·百官志三》：“监察御史十五人，正八品下。掌分察百僚，巡按州县，狱讼、军戎、祭祀、营作、太府出纳皆莅焉；知朝堂左右厢及百司纲目”。陈越石，《潇湘听雨录》作“陈越户”，不确，嘉庆《湖南通志》、《八琼室金石补正》皆作“石”。《钦定全唐文》卷七二三“陈越石条”：“越石，颍州人，初名黄石。元和十五年进士，官蓝田令，会昌三年卒”。由此可知，此次石鼓山雅集，当为陈越石升职外放为蓝田县令之前。
衡州刺史裴氏是太和题名四人中职衔最高者，因其姓氏后缺一字，且裴姓刺史未见载于《衡州府志·职官志》，瞿中溶、陆增祥等人据此认为裴氏其人身份“无可考”[７]。笔者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可以确定：衡州刺史裴氏，其名裴浰。有关其人其事的文献记载不多，共有两条。兹录如下。
“元举牒判官摄节度判官、监察御史里行裴浰，计两州徵钱共七千贯文，米共五千石”。
“敕：朝散大夫前守蓬州刺史上轻车尉裴浰、朝议郎前守通州刺史赐绯鱼袋郭矑等：夫上之化下，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耳。以尔等前所为政，皆播能名，人多裤襦之谣，理有绥定之绩。衡阳、苞湖，赋繁地阔，尤藉良牧，以扇仁风，勉奉诏条，陟明斯在。浰可守衡州刺史，散官，勋如故；曥可守利州刺史，散官，赐如故”。
第一则材料来自唐元稹的《弹奏剑南东川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严砺文》[８]。由此可知，元和四年，裴浰时任东川节度判官兼监察御史里行，据《唐书·百官志》，判官系节度使佐属，分判仓、兵、骑、胄四曹事，多由藩镇自行辟置，位在行军司马、副使之下，其权极重，几乎等于副使[９]。该年八月，元稹（字微之）以监察御史身份“奉使东蜀，劾奏故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违制擅赋，又籍没涂山甫等吏民八十八户田宅一百一十一、奴婢二十七人、草千五百束、钱七千贯。时砺已死，七州刺史皆责罚”[1０]。裴浰作为参与涉案官员之一，被元稹一并弹劾追责，自然也受到相应责罚，至于具体何种责罚，因史籍缺乏不可考，但不可置疑，此事必然会对其仕途产生严重影响。
第二则材料来自唐李虞仲《授裴浰郭曥等诸州刺史制》[11]。该制文未署年月日期，查其撰者生平可知其大致年代。李虞仲，字见之，赵郡人。“元和初，登进士第，又以制策登科，授弘文校书。从事荆南，入为太常博士，迁兵部员外、司勋郎中。宝历中，考制策甚精，转兵部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太和四年，出为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1２]。由此推测，李虞仲知制诰、掌草拟诏敕在宝历中至太和四年期间，《授裴浰郭曥等诸州刺史制》当撰于这一时期。结合太和题名的具体日期，我们可以确定，裴浰出任衡州刺史的时间最晚不会迟于太和四年，至太和九年尚未离任，换言之，他任职衡州刺史的时间至少在六年以上。
查，唐代刺史任期一般为三至四年。唐《通典》卷十七《选举五·杂论议中》：“今之在任，四考即迁”。又如：与裴浰活动年代接近的宝历元年（８２５）正月敕文：“刺史、县令，若无犯，非满三年，不得替”[1３]。但亦有例外。相对来说，偏远地区的刺史任职时有延长，唐代衡州属江南西道，邻近岭南蛮荒，向被视为偏僻之地，常作为官员的贬谪场所。柳宗元《送李谓赴京师序》云：“过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迁者罕至”[1４]。唐代衡州刺史中不乏贬谪之人，如齐映、吕温、令孤楚等皆是如此。但是与衡州相比，属山南西道的蓬州显然更加偏远荒僻；因此对裴浰而言，朝廷将其从蓬州调至衡州担任刺史，虽然官职未变，其实隐含重用之意，故制文云“赋繁地阔，尤藉良牧”。
（三）刺史蒋防碑刻考
刺史蒋防碑刻现已无存。蒋防其人，据明凌迪知《万姓统谱》卷八六：“蒋防，字子徵，义兴人，澄之后。年十八，父诫令作《秋河赋》，援笔即成，警句云：连云梯以迥立，跨星桥而径渡。于简遂妻以子。李绅即席命赋《韝上鹰诗》，云：几欲高飞天上去，谁人为解绿丝绦。伸识其意，荐之，后历翰林学士、中书舍人”[1５]。嘉庆《湖南通志》卷二零七亦简单介绍了蒋防其人其诗：“蒋防，义兴人，官右拾遗，元和中李绅荐为司封郎中，知制诰，进翰林学士。李逢吉逐绅，因出防为汀州刺史，《全唐诗》录其诗十二首，而合江亭诗未收，此诗盖其官衡州刺史时所题也”。《通志》称其为合江亭诗，缘于南宋《宝刻类编》的记载。
据南宋金石著录、佚名撰《宝刻类编》卷五：“贺拔惎，蒋防题合江亭诗，太和元年六月上旬，潭衡”。贺氏生卒年不详，与蒋防同时代人。《摭言》云：“惎长庆中与白敏中同进士第；按《金石略》：唐白居易重修香山寺诗，贺拔惎书。按《书史会要》：贺拔惎官至员外郎，有书名[1６]。《宝刻类编》编写特点为“每类以人名为纲，而载所书碑目，其下各系以年月地名”。由此可知，蒋防任职衡州刺史大致在太和元年前后，撰诗时间在该年六月上旬，由贺拔惎书立碑。
刺史蒋防碑刻还见载于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栻所撰《衡州石鼓山诸葛忠武侯祠记》：“衡州石鼓山旧亦有祠，按《蜀志》：昭烈牧荆州时，侯以军师中郎将驻临蒸，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赋以供军实。临蒸，今衡阳县是也，蒸水出县境，径石鼓山之左会于湘江，则其庙食于此，固宜。考昌黎韩愈及刺史蒋防诗碑，祠之立其来远矣”[1７]。该记文是乾道四年张栻应湖南提举常平范成象偕提刑郑思恭、衡州知州赵君迈书请而作，由此可知，至少在宋乾道四年以前，蒋防合江亭诗碑尚完好留存于石鼓书院内。遗憾的是，因《全唐书》未收录蒋氏合江亭诗，是以相关历史文献包括明清《石鼓书院志》及省、府、县志皆未载录具体诗文。目前所见，仅南宋《舆地纪胜》卷五五《荆湖南路·衡州·诗》附录残诗两句：“‘始有诸葛翁，柯亭寄幽蔼’。诸葛亮在临蒸时尝有宅，故蒋防诗云”。
（四）昌黎诗碑考
乾隆《清泉县志》载石鼓书院宋元祐三年摩崖题刻，中有“既饮，与宾客下合江亭，观韩伯留题”等字句[1８]３。“韩伯”当为宋人对唐代大诗人韩愈的尊称，“韩伯留题”则应为韩愈当年访石鼓书院时所留题刻。据《韩文类谱》卷五《韩子年谱》载，永贞元年（８０５）韩愈“自阳山移江陵法曹……自郴至衡，有《合江亭寄刺史邹君》诗”。可知韩愈入衡州后，应刺史邹君邀请至石鼓书院揽胜，登合江亭观景，并留下诗作。对此，有学者如郭建衡提出疑问，认为元祐三年题刻中提到的“韩伯留题”，究竟是将韩愈合江亭诗刻石，还是当年韩愈游览合江亭时另有即兴之题，已无从知晓[1９]。郭建衡先生用力甚勤，他之所以有此疑问，是因为书院曾存有韩昌黎诗碑一通。一般认为该诗碑系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栻手书，明清志书、记文以及金石著录等皆有载录。明万历《石鼓书院志》上部《室宇志》：“合江亭在石鼓山阴，蒸湘二水，合流于前。……唐韩昌黎自山阳徙江陵，与刺史邹君会于亭上，后寄古诗二十韵。宋张南轩刻石置于亭中”。这是现存最早有关张栻书韩愈诗碑的文献资料记载，明清各志书、记文以及金石著录所载，皆本此。
但是明代以前的文献资料中，都没有这一方面的记载。查阅宋人文集，有两篇文章明确提到了石鼓书院韩愈合江亭诗碑，不仅如此，以撰文者身份及其与石鼓书院的特殊关系而言，他们的文章内容可谓是张栻书韩愈诗碑的有力反证。一是张栻的《衡州石鼓山诸葛忠武侯祠记》（相关文字见前引，此处略）。由其文可知，早在乾道四年张栻应邀撰写此记以前，已经有韩愈合江亭诗碑与前述刺史蒋防诗碑并立于石鼓书院内；当然，也不排除一种可能（尽管这种可能性很小），即张栻出于尊崇昌黎之意，亦手书韩诗，勒石立于合江亭。二是范成大的《骖鸾录》，该书是“乾道壬辰成大自中书舍人出知静江府时，纪途中所见”，次年即乾道九年（11７３）二月十二日，范成大至衡州，十三日、十四日泊衡州，谒石鼓书院。“合江亭见韩文公诗，今名绿净阁，亦取文公诗‘绿净不可唾’之句。退之贬潮阳时，盖自此横绝取路以入广东，故衡阳之南皆无诗焉”[２]1８。所记内容不仅与张文相互印证，并且还指出了昌黎诗碑所在具体位置，即合江亭内。巧合的是，范成大之兄恰是前文提及的、书请张栻为石鼓书院诸葛武侯新庙作记的常平使者范成象。范氏兄弟感情深厚，关系友善，是以范成象邀请张栻为武侯祠作记一事，范成大必然知晓，此其一；鉴于范成象与张栻之间的关系，范成大在石鼓书院合江亭内所见昌黎诗碑，如果确系张栻书立，必然会特别留意并在文章中专门提及，但通读其文不见一字涉及，令人颇感奇怪。此其二。
又，证明合江亭昌黎诗碑并非张栻书立的另一有力证据，就是宋元祐三年题刻。题刻首句为“元祐三年戊辰秋八月十有八日”，末句为“既饮，与宾客下合江亭观韩伯留题□□□□水环□汤汤以”[以后约缺三十馀字]”[1８]３。据此可知，早在后世公认的南轩书昌黎诗碑产生之前七十余年，即元祐三年（1０８８），提点刑狱朝散郞张公绶与衡州知州、衡阳县令等一干人，就已在石鼓书院合江亭内欣赏“韩伯留题”了。从前述分析我们已明确，宋代合江亭内昌黎诗石刻，其形态是碑刻而非摩崖题刻，乾道四年虽然较元祐三年晚若干年，但百年之内，同一题材不可能以两种石刻形态并存于同一地点，这样做既无必要，也属多余。
据此，我们甚至可大胆推测，宋元祐三年张公绶等人在合江亭流连欣赏的“韩伯留题”，亦即七十余年后即乾道年间张栻记文提及、范成大亲眼所见的昌黎诗碑，极有可能就是韩愈本人亲书，正如其诗云“愿书岩上石，勿使尘泥涴”[２０]。作为诗作寄题对象的衡州刺史邹君，必然会满足好友心愿，将诗作刻石于合江亭，供后人瞻仰吟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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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南华大学。本文系衡阳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7A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