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背景下异质性农户环保行为差异分析
——以湖南省衡阳市为例
龙云，蒋淑媛，夏胜
摘 要：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成为农村污染治理行动的重中之重，而农户行为的改变是治理政策效应可持续的根本保障。文章使用问卷调查法与实地访谈法，对湖南省衡阳市的普通农户与农业企业农户的环保行为进行调查，对比发现农业企业农户对政策的响应程度、政策获取渠道、环保认知及参与意愿明显优于普通农户，究其原因是二者环保意识认知、政策激励及宣传渠道、产业规模等方面的不同。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优化建议，以推动湖南地区更好地开展治理工作。
关键词：农业面源污染；异质性农户；环保行为差异；农村环境治理；政策响应
文献[1]统计，由于农业面源污染的扩展与蔓延，湖南耕地中高产田比例由70年代的34%下降到目前的26%，水土流失面积比20世纪60年代增加了1倍多。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2009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环境保护部等部门<关于实行“以奖促治”加快解决突出的农村环境问题的实施方案>》[2]，对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作出了全面部署。2015年初，农业部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农业部关于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等文件[3]。湖南省人民政府印发《湖南省农村面源污染综合治理行动方案（2018-2020年）》[4]，衡阳市政府发布了《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8年度实施方案》[5]。同时，由于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不断转变，农户呈现出异质性的特征，不同组织中的农户对于政策的响应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探索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背景下不同组织中农户的环保行为差异，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对于提升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效应，取得可持续性的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农户生产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学者们主要从内外因素2方面展开探索。内部因素，主要是农户的个体特征和心理认知等因素。李福夺等[6]认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是否有政治身份（党员、村干部）等以户主为代表的个人禀赋，通过影响农户对技术的认知进而影响行为；郭清卉等[7]研究发现农户对土壤污染防治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土壤污染防治意愿影响农户的生产行为；石志恒等[8]研究发现主观规范、情感态度、知觉行为控制、环境价值观影响农户的绿色生产意愿；高昕[9]认为户主个体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农户对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绿色发展潜在收益认知等都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产生积极影响；李紫鹃等[10]通过分析影响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GCT）的关键性因素，发现对待GCT的态度越积极，农户对自身行为的控制力越强，采纳GCT的程度就越高。外部因素，主要是政府的政策和生产组织形式等因素。龙云等[11]研究得出当地政府政策的推行和农业合作社的参与会影响农村居民参与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行动；张红丽等[12]认为相关部门颁布绿色生产的政策法规作为压力，促使农户为保护农田环境而进行绿色生产，同时对小农户认知和施用有机肥行为之间有正向影响；畅倩等[13]研究发现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减少、地块集中程度和生产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抑制了农户的生态生产行为；李芬妮等[14]研究发现农户的经济异质性、社会异质性越小，绿色非正式制度引导其参与绿色生产行为的效力越强，而且社会异质性会加剧经济异质性对绿色非正式制度效力的负向影响；孔凡斌等[15]分析规模异质性对农户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小农户和种植大户分别倾向于采用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魏欣等[16]以农户施用有机肥为例，研究发现农业技术培训和参加“订单式”农业生产对减少施肥量具有正向作用，而参加农业合作社、化肥价格上涨及对政策的了解程度对施肥行为影响不明显。
以上研究表明，农户行为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但不同生产组织中的农户对于农村面源污染治理政策的响应程度和行为差异方面的研究尚显不足。因此，本研究以湖南省衡阳市为例，实地调查普通农户与农业企业农户对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的环保认知和行为响应，分析其产生差异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为优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提供参考。
1调查设计
1.1调研区概况
衡阳市位于湖南省中南部，湘江中游。衡阳市下辖5区5县2市，总人口730.06万人，城镇人口400.99万人，城镇化率54.93%。是湖南省农业大市，全国重要粮食基地之一。近年来，随着农业的不断发展，大量的农药化肥加剧了衡阳市农业面源污染。同时，大量的生活废弃物与工业污水的不合理处置也加剧了衡阳农村的环境污染问题，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已成为制约衡阳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
1.2调查内容
调研小组事通过政府网站查阅相关政策，最终确定以《湖南省农村面源污染综合治理行动方案（2018—2020年）》[4]相关治理方案为政策背景设计调研问卷，问卷内容包括了调查对象基本信息、土地流转情况、农业面源及重金属污染治理情况、认知及意愿情况等4大方面。本次调研采用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搜集相关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从而发现普通农户与参与农业企业农户对农业面源污染政策响应程度差异并提出相关建议。
1.3调查数据的获得与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1.3.1调查数据的获得
本次调查以衡阳市祁东县石亭子镇长安村、云台村、罗江村和黄土铺镇秋塘村以及衡阳市蒸湘区雨母山乡东阳村的普通农户及企业中的农户作为调查对象，上述调研地点农耕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程度差异性较小，具有可比性。其中，普通农户与企业农户以是否加入农业企业（合作社）来划分。本次调查通过组织调研小组对调研对象进行访谈并协助问卷填写，同时联系各村委会进行问卷发放，共发放问卷250份，实际回收有效问卷213份，有效率85.2%，回收的问卷中普通农户204份，企业中的农户9份。
1.3.2描述性统计结果分析
本研究样本的主要变量显示了如下特征：①农户特征变量中，性别方面，男性占60.3%，女性占39.7%，样本分布较均匀，但男性占比较多；年龄方面，被调查者平均年龄为59.8岁，年龄偏高，大多为务农的老年人；文化程度方面，均值为1.724，表明被调查对象整体文化水平在初中及以下，整体受教育程度不高；政治身份方面，1.8%的受访者为党员，3.5%的受访者为村干部，大部分农户无法直接获取第一手政策信息，相关农业信息传达存在滞后性。②农业绩效变量中，家庭年收入方面，大部分农户年收入在1.5～2万元左右，农户整体收入水平不高，收入来源渠道少；家庭年支出方面，86.21%为食品支出，农户家庭收入仅能维持基本生活需要；农业种植规模方面，家庭种植面积平均为4000.02 m2，人均耕地面积小，收入较低。农户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1。
2调查结果分析
2.1普通农户与农业企业农户的环保认知差异分析环保的认知程度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不同农户的环保行为，通过调查得到普通农户与企业农户环保认知的差异，见表2。
由表2可知，在环保政策认知差异方面，60.34%的普通农户对于相关政策了解程度较低，了解程度一般的占39.66%，而企业农户中，了解程度较高的占总数的44.44%，了解一般的占55.56%。由此可见，企业农户对于政策的了解程度远高于普通农户。在普通农户中，认为受到环境污染问题的新闻报道与政府约束影响程度较高的仅为1.72%，而认为影响程度较低的占了81.03%，可见外部环境与制度约束对普通农户影响较小。但在企业农户中，认为环境污染的新闻报道影响程度较高的占11.11%，而认为受到政府约束影响程度较高的占77.78%。由此可见，新闻报道与政府监督对于加入企业的农户影响更大，对于普通农户并没有产生较大约束力，因此普通农户则抱着“事不关己”的心态，对政策的认识程度不深，参与环保的动力不足。
2.2普通农户与农业企业农户参与环保意愿差异分析
环保的参与意愿是影响农户环保行为的关键因素，通过调查得到普通农户与企业农户参与环保意愿的差异，见表3。
由表3可知，在参与环保意愿方面，全部企业农户都表示愿意落实环保政策，而表示愿意落实的普通农户占63.79%。在增加环保性资金投入意愿方面，17.54%的普通农户表示愿意，59.65%的普通农户表示一般，22.81%的农户表示不愿意，在企业农户中，88.89%的农户表示愿意，也出现11.11%的农户表示不愿意。究其原因，无论是普通农户还是企业的农户，都是追求经济效益为目的，投入资金必然承担风险，农户不愿铤而走险。在使用绿色技术进行生产意愿方面，普通农户仅有5.17%表示不愿意，而企业农户中，88.89%的农户表示愿意。整体上看，企业农户环保意愿明显强于普通农户，主要原因在于普通农户认为采用新技术能使单位面积收益更高，而投入环保性资金的收益并不能以作物收成加以量化，因此，不愿意冒高风险投入更多资金治理污染，而企业农户在企业宣培训中了解到相关知识，接受度因而更高。
2.3普通农户与农业企业农户政策获取渠道差异政府对于政策的宣传与激励效果也影响着不同农户对于政策落实情况，普通农户与企业农户获取环保政策的差异见表4。
由表4可知，在政府对于政策的宣传方面，有43.10%的农户认为基本没有宣传，企业农户则全部表示对于政策有宣传，但2类农户都表示政策虽然有宣传，但是力度不够。在激励措施方面，大部分普通农户与企业农户认为政府激励措施虽然有，但是力度不够，可以看出政府的激励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落实到农户，但仍需加强。在绿色创新技术的支持上，企业农户得到的支持明显好于普通农户，77.59%的普通农户没有获得政府的绿色创新支持，77.78%企业农户获得较少的绿色创新支持，但表示有很多支持的两类农户数量均较少。此外，普通农户与企业农户获取环保政策途径的差异，见图1。
由图1可见，电视网络等一些媒体在政策宣传方面都起到了较大作用，农户的口耳相传对于普通农户与企业农户了解政策都有一定作用。专题讲座、培训班等特定形式的方式，因其程序繁琐、受众面窄等原因，普通农民难以经常参加，加入企业的农户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农业生产相关会议、培训课堂等，获取政策渠道更加多元化。加之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年均59.8岁，88.14%的普通农户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不擅长利用互联网了解相关资讯，信息闭塞导致了普通农户对相关政策了解较少。
2.4普通农户与农业企业农户治理农业面源污染行为差异
本次调查主要针对衡阳市普通农户与企业农户对于化肥减量化行动、农药减量化行动、农业废弃物处理与节水技术行动的参与程度进行调研，二者对于治理农业面源污染行动的落实情况，见表5。
由表5可知，在化肥减量化行动中，参与测土配方技术与绿肥生产的企业农户均占总数的50%左右，而90%以上普通农户均未参与，对于秸秆还田，61.4%的普通农户没有选择秸秆还田，60%的企业农户选择了直接还田。在农药减量化行动中，整体上参与了4项具体行动的企业农户比例高于普通农户，但在企业农户中参与农药减量行动的比例相比于化肥减量化行动而言有所下降，因此，对于两类农户要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农药使用。
农业废弃物处理行动方面，2类主体都出现参与回收的比例低于未回收的比例，但企业农户情况略好于普通农户。在节水技术行动方面，采用田间节水灌溉技术的农户占比为3.57%，企业采用该技术的占比为25%。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推广应用上，2类农户均未采用。总体而言，在化肥减量化行动、农药减量化行动、农业废弃物处理行动中，农业企业农户相比于普通农户更加有效地贯彻农业面源污染政策的执行。但两类农户都要继续加强污染治理的力度，逐步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加强对农业废弃物的处置与节水技术的应用。
3异质性农户环保行为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3.1不同生产组织中农户的文化水平差异因素
农户的环保意识往往与文化程度成正比，文化程度越高，对于新科技新技术新理念的接受度也就越高，就会越多地采用绿色环保生产方式。本次调查的普通农户平均年龄为59岁，受教育程度初中以下的农户占总体的89.83%，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留在农村种地的多为留守老人，对新知识新政策的学习能力较差，传统耕种思想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而农业企业的农户文化水平较高，更加看重远期效益，加之接受企业系统的培训，更了解绿色环保行为带来的长期效益，受相关法律法规约束也较大，因此，从心理上更愿意做出环保行为。
3.2不同生产组织中农户接收的政策激励信息及宣传渠道差异因素
普通农户由于自身参与环保动机不强，难以具备政府的相关政策支持条件。另一方面，激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最终落实到农户个体的效果并不理想。所调查农村信息较为闭塞，当地农户获知相关政策主要通过当地农资站、村委印发的资料和广播等，通过走访发现，大部分农技站处于歇业状态。宣传渠道的狭窄与信息的不对称使得政策难以很好地落实到普通农户。而农业企业的农户可以通过企业组织的会议、科普讲座和专家指导等渠道获得及时准确的第一手信息，直接有效地应用于农业污染治理实际，政策落实比普通农户更高效完善。
3.3不同生产组织产业规模与生产条件差异因素
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普通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高于环境保护需求，没有意识也没有能力将资金用于其他方面。农业企业的农户资金基础较好，对政策理解更为深入，加之政府相关补贴与政策的支持，有强大的资金基础参与环保投资。越来越多的农民转型投入第二三产业，农业收入不再是农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85.96%的农户种植农产品为自给自足，而某些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技术需要具备一定规模才具有实施的价值，在农户零碎的小规模种植的情况下并不具备开展的条件，而农业企业的农户产业规模较大，一些环保高新技术具备实施的条件，能更广泛地运用于生产实际。
4异质性农户行为视角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优化建议
4.1实施差异化的培训和素质提升措施，提高农户环境保护意识
对于未加入企业的农户，有关部门可定期组织农民开展培训班、技术下乡等活动，对农民进行针对性的教育活动，带动农民环境意识提升。对于加入企业的农民，加大企业惠农政策倾斜，鼓励专业的青年人才下乡，培养绿色农业高端人才，通过企业统一管理培训，让企业发挥现代绿色农业技术与农户之间的衔接作用。同时加强对党员、村干部的培训，培养农村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带头人。
4.2采取差异化农业生产补贴政策，提升农户环保行为的积极性
对于未加入企业的散户农民，政府要对于资金、技术等方面进行支持，加大农业机械设备、绿色生产技术的补贴力度，简化补贴发放流程，减少其资金风险和使用成本，积极发展农业保险，政府不仅要通过广播电视宣传环保政策，更要加大对农技站的补贴与培训，让散户农民能通过相关技术人员准确及时获取第一手信息。对于企业大户，则应积极拓宽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鼓励其采纳绿色环保新技术，金融机构适当降低金融门槛，拓宽融资渠道，降低中小微农业企业资金压力，定期开展农业技术、政策会议讲座，提升企业农户环保生产技能与思想。
4.3多渠道带动农民增收，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
加大财政资金对农村地区的倾斜，加大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入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确保农村人才不流失，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改变散户农民传统的农产品销售模式，促进农产品与乡村旅游、电商平台合作，发展新型“互联网+”农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同时，继续发展农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鼓励散户农民资金入股或技术入股，统一、科学管理，形成产业化、规模化、专业化，以农业企业为载体，加强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促进新型科技成果转化与运用，从而以农业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带动农民整体素质的高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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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南华大学。本文系衡阳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0B(I)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