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以义为中心的理想人格论及现代价值
王学锋 张梓烨
摘要：在王船山看来，理想人格是一种最为完善的人格模式与人格典范，它应当是使人更好地成为人并实现人之全部价值的内在力量。王船山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历史上的理想人格思想的基础上，于人生实践中予以创造性的发挥，他主要从性、志、情、行等几个方面提出了内涵丰厚的理想人格理论。他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是以“义”为中心的多种品格的统一。
关键词：王船山；义；理想人格
瑞典著名心理学家卡尔·荣 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说，人格是文化的最终成果。可见，人格构建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以儒家为主脉的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非常重视社会理想人格的塑造，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终结者与集大成者，王船山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与建构，既体现在他政论和史论对前贤人格的赞美中，也寄寓在他终其一生的躬行践履中。王船山的理想人格以“义”贯串始终。圣贤人格是王船山的理想人格，王船山的圣贤人格理想与传统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再仅仅局限于内圣方面，更加强调外王，这个外王便是豪杰，一个理想的圣贤人格必定具有豪杰人格特征。王船山在《俟解》中说，“有豪杰而不圣贤者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1]479在船山看来，豪杰不一定是圣贤，但是圣贤一定有豪杰品格，缺乏豪杰品格的人，根本不足谈圣贤，豪杰人格是成为圣贤的必要条件。那么什么是豪杰呢？“能兴即谓之豪杰。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拖沓委顺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终日劳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以挫其志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惟不兴故也。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1]479根据王船山对理想人格的描述，在“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的豪杰人格中，义性、义行的良好品性跃然纸上。豪杰的特点是“能兴”，与豪杰相反的人格是庸人人格。庸人则拖沓委顺，随波逐流，船山在此借以批评宋明道学家整日沉迷于心性之学，在国家民族面临灾难之际，没有拯救国家民族之能力，更没有“为万世开太平”的义气与豪气。深谙儒学的熊十力说：“孔子内圣外王精神，庄子犹能识之，至宋明诸师，而外王之学遂废。自此民族愈益式微，此非我辈今日之殷鉴耶？[2]200豪杰能卓然独立、气概非凡，能以身任天下、能救人道于乱世。总之，船山豪杰式的理想人格是以“义”一以贯之的。
一、理想人格具有“欲合乎理，性通于情”的人性禀赋
在王船山关于理想人格构建中，提出“欲合乎理，性通于情”，[3]640是理想人格至关重要的人性基础。王船山认为要做一个豪迈的圣贤首先要处理的就是情欲与性理的关系问题。“欲合乎理，性通于情”，情欲与性理一致是一个健全人格的理想状态，而这种状态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若圣人，则欲即理也，情一性也”。[3]639换句话说，只有做到了情欲与性理的一致才能称得上圣人。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王船山强烈反对“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人欲净尽，天理流行”等之极端禁欲论。他认为禁欲论从语句逻辑上讲也是不通的，“须是人欲净尽，然后天理自然流行，此语大有病在。以体言之，则苟天理不充实于中，何所为主以拒人欲之发？以用言之，则天理所不流行之处，人事不容不接，纔（cái）（才）一相接，则必以人欲接之，如是而望人欲之净尽，亦必不可得之数也”。[3]764-765从体与用的层面驳斥了禁欲论的邪说，从体上讲，假如天理不充实于人欲之中，那么人怎么可能在禁欲上有所作为呢，人又拿什么来遏制欲望呢；从用上讲，人事处处充斥着人欲，想要革尽人欲那就没有人事了，因此，“须人欲净尽”的观点是说不通的。另外，也不赞同“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之极端功利论，王船山对春秋战国以及晚宋时代的士大夫渐染于功利之心进行批判，“春秋之季，与晚宋略同。士大夫渐染于功利之私者已深，特以先王之名教犹有存者，姑相与拟议以为道。其贤智之资，既行此以有余，则虽日闻圣教而不能洗涤其习气。此夫子所以有“不行、不明”之叹”。[3]881晚宋与春秋战国时代虽然也有英雄豪杰、慷慨悲歌，但是“染于功利之私者已深”的贱儒、陋儒大有人在，晚宋晚明多数士人亦秉承明哲保身、唯知谋一己之私，对国家民族没有担当，“只管讲学快活过日”（东林志士顾允成语）。
二、理想人格必须以立“义志”为先
王船山认为理想人格必须立“义志”为先。所谓义志，主要指符合道义的志向。一个人的志气、志向与他的人格尊严有一种互相成就的关系。人与草木禽兽迥异，他有自己的人格尊严和志向抱负，并以此为人的价值和意义的确证。志气、志向于人格尊严犹如骨骼于身体的关系，是核心、是支柱，志气不倒，人格尊严犹存。只有具有高远的志向和坚贞不拔意志的人，才能够面对生活的坎坷，在艰难困苦中玉汝于成，正所谓“人之有志，心之所之，皆可之焉”；[4]359只有志向远大的人才能学思并进，不仅成乎富有，而且能够正大日新，建树不朽德业，正所谓“志立则学思从之，故才日益而聪明盛，成乎富有；志之笃，则气从其志，以不倦而日新”。[1]210
王船山进一步指出，义志不同于意向或意见，义志应当立于行事之先，而且是坚定唯一性的，“志则必一，从无一人而两志者”。志固然“治乎物”，但“玩物”亦可“丧志”，[4]360丧志并非因为物而是因为人的思虑。为此，王船山强调不能离道而言志，人必须秉承道义，就能“宅志”，[4]360即就能具有稳定的志向。人的志向就是一种坚定的理想信念，能成为人的精神之钙。
志气、志向既是人的精神之钙，也是人成为具有主体道德意识的关键。王船山也认为能兴即谓之豪杰。所谓“兴”，主要是指道德主体的自我振奋，无所凭借而自我独立、自我选择、自我创新的能力。具有独立自由的人格，不从流俗，不为物役，更不会为寻求功名不择手段，有远大之志，以天下为己任。
志气、志向是一种道德主体性支撑，首先表现为“有我”。“有我”是理想人格的主体性彰显，“大我”是理想人格的本质内容，“无我”则是理想人格精神的最高境界。王船山认为理想人格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有我”。“有我”不能理解为有私，不是对个人功名利禄的追求。“有我”就会有“狂简”的道德个性。所谓“狂简”，简单说来是指志向远大而又勇于进取。船山说，“迨其后，鲁之小子，自幼学而受圣人之薰陶，则习气不能为之染污，是以夫子深取其狂简。狂则拔于流俗，而进取夫精义穷神之德，不拘于闻见所得之道，坦然信之而遽谓可已。简则择善于所独得之真以专致其功，而不逐物求理，随事察义，以自矜所得之富。故知子游、樊迟之所至，非子张所得问其津涘也”。[12]881“狂”则可以超凡脱俗，积极进取，不拘泥于所见所闻；“简”则一心一意向真向善，不随波逐流，坚守自己的原则和底线。王船山盛赞这种狂者胸次，他们有人格尊严，不为物役，更不会为寻求功名不择手段。
三、理想人格是“珍生务义”的统一
王船山认为理想人格是“珍生务义”的统一。王船山从“贞生死”的视角探讨人生的价值，并提出“珍生”“务义”的理想人格论。他指出，生命对于人来说只有一次，所以主张要珍惜生命。但是生命的存在又不仅仅以存在为目标，生命存在还有更高的价值追求，这种更高的价值向往便是生命本质的价值所在。
人为天地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生命对于人来说十分宝贵，人应该重视个体生命的存在与延续。人要生存，就要追求维持生存的物质利益，但是人又不能囿限于此，因为还有比生命更加珍贵的东西，这就是道、义。如果人处于生与私的抉择中，就应该以“义”为行为选择的标准，坚守道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理想人格的基本行为准则，“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4]363
然而“珍生”与“务义”、利与义并不绝对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义不离利，“盖义之本适于用者”，离利义便失去的现实基础；利不离义，离义利便失去正当性。人们对利益的追求要接受道义的约束和制裁，要自觉将个人利益、社会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统一起来。君子义以为质，义即利，利即义，不要以利为利，而要以义为利，义利兼顾。王船山建构起来的是一种把天理与人欲、道义与功利辩证结合起来的正确的理欲观和义利观，能够成为社会主义义利观的丰厚资源。
王船山认为，一个社会的衰落，与该社会成员不恪守道义有密切关系。而道义在现实中则是以礼的形式来体现的。因为礼是天道与人道的合一，天道之所藏而人道之所显也 ；“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礼记章句上》），人人都遵守合理的礼仪，则和谐、平安，否则就会乱而危。
这里的“礼”是指不同的社会角色应当有正确的角色意识，自觉承担角色责任。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是民族文化文明的创新者、传播者、传承者，同时也是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因此，知识分子应当始终保持对社会、国家、人民的责任意识。即便处于乱世，知识分子仍然不能忘记自身的角色责任，仍然要坚守自己的志向，扶危定倾，利济苍生。要做到“幽居而不困，上通而不淫”，无道之世，如果选择隐居，也要通过学习钻研，努力寻求平定天下之道 ；如果选择出仕为官，更要念兹在兹，坚守正道，避免与腐败行为同流合污，自觉把济世安邦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力为其难。
四、理想人格是“大公之理所凝”的结晶体
王船山认为理想人格是“大公之理所凝 ”的结晶体。“我者，大公之理所凝也”。[1]418“道为公，德为私。君子之于道，甚乎其为德”。[5]855理想人格的终极关怀，不仅在于一己之成德，更在于斯世斯民之福祉，正所谓“刚遇中正，天下大行”《周易·姤》。
“我 ”，不是“私我 ”，而是与社会建立一切联系的基点，因为有我，才有与我相关的仁义礼智等道德规范，因此能够正确处理好公与私、己与群之间的关系，不仅能做到公私分明，还能做到大公无私、公而忘私。
“大公之理所凝”意蕴着一种“大我”的精神，一种以身任天下的公天下情怀。他反对那种以一己之利为利的狭隘认知，主张每一个道德主体都应该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公、为重，要具有强烈的为国为民的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使命感，体现了民族利益、国家利益至上的价值追求。这种大公至正的理想人格与现代社会大力倡导的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主导性人格精神形成了高度的契合，奠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基因。
基于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而对自己的国家民族产生的深厚情感，即家国情怀，是豪杰之士必备的精神品质。王船山在《黄书》中说 ：“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一个豪杰就应该首先热爱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民族。在国家、民族的危难时刻，要毅然将民族国家利益置于最高位置，服从民族国家的利益之需要。无论何时都应该保持民族气节，既要维护民族尊严，又要有民族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为了国家民族利益，可以置生死以度外，“既以身任天下，则死之与败，非意外之凶危；生之与成，抑固然之筹画”。[6]1108
王船山在史论著作中多次褒奖维护国家独立、抵抗外族侵略的民族英雄，自觉传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王船山艰苦卓绝的一生，充分彰显了豪杰之士的民族爱国主义光辉。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民族国家的振兴与民族文化复兴的伟大事业。他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亦是他全部学术思想与精神的出发点与归宿。青年时期的王船山，时遇外敌入侵，国破家亡，他满怀忧国忧民之心，组织“匡社”，欲实现匡救明室的远大抱负；之后投笔从戎，武装举义，生死置之度外，举全力挽救民族于倾覆 ；在“诚知时势已去”的情况下，他转而屏迹幽居，在“危机之触，接于几席”的困顿中，仍坚持以空前的文化自觉，坐集千古之智，推故而别致其新，自觉开启全面总结中华文化并进行创造性构建的新篇章。
五、理想人格具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义行风范
王船山认为理想人格具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处世风范。王船山十分赞赏《周易》关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思想，并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视为理想人格的处世风范。
理想人格是自强不息精神和厚德载物情怀的有机统一。王船山认为自强不息是律己之道，表现为求知不止、求仁不已、持志不挠的律己态度。自强源于自知，自知即是对自己的反省、解剖与思考，自知才会自信，自信后能自强。自强不息是尽体天理、克去己私的一种精神品格，是独立不倚、做自己命运主人的行为气概。厚德载物是指人在以自强不息精神律己的基础上待人接物的一种情怀或品格，待人接物能做到柔顺厚德，仁爱宽恕。厚德载物，以之治学，可好学乐学 ；以之格物，可治万物而用万物 ；以之行仁，可驱除尊卑贵贱之偏见，形成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襟怀 ；以之立志，能志向高远，识量宏大，虚受万物。
理想人格能够做到“退而自念，则自作其‘恭’；进而交物，则不容不‘让’”。[4]238这种“以乾自强，以坤治人”、然后“内圣外王”（《周易内传·坤》）的理想人格与社会主义的道德理想高度契合。
六、结论
王船山所推崇的、并为之践履一生的以义为中心的豪杰式理想人格，是从经世致用的学术品格出发而实现的人生理想和价值取向的成功转换，即由追求醇儒的内圣功夫向追求外王事功的转换，由空谈心性向经世致用的转换，追求成就一种摄融内圣与外王的圣人人格，义贯穿于始终。
这一理想人格的定位与追求，在当代仍具有重要价值。培养英雄豪杰的精神气质，对个体来说，是做君子圣贤的必要条件，对国家民族来说，是存续与发展的必然选择。民族复兴的新时代要求呼唤着新的豪杰人格，新时代的豪杰之士要继续中华民族先祖寻梦、圆梦的激情，培养自觉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责任意识，主动担当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 ；要勇于开拓、敢于创新，敢做先锋，勇于实践 ；以国家富强为己任，胸怀理想、志存高远，主动投身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生命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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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夫之.船山全书(第 1 册)[M].长沙:岳麓书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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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衡阳师范学院。本文系衡阳市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0B（I）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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