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斌成
王船山的思想体系中，变革、创新思想也很引人注目，别开生面。本文拟就这方面作些探讨，以就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一、变革、创新，“推故致新”
王船山十分强调变革、创新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有许多论述，其主要观点是：
变革、创新，是“太虚本动”辩证发展规律对人们提出的客观要求。王船山认为，整个物质世界都在运动。“太虚者，本动者也。动以入动，不息不滞。”（《船山全书》一册1044页，后引此书，只注册页。）运动是世界本体的存在形式，因而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天地之气恒生于动而不生于静”（6册，1074页）。他把事物动态的动，叫做“动之动”，把事物静态的动叫做“静之动”，总之是“动静皆动”。王船山进一步发挥，指出“道所必动”（一册，1009页），从这个意义看，“变”就是道，就是规律，就是“常”。不动，不变，不创新，才是违背规律的，才是反常的。他主张，道德完善，人才成长，制度更新，要靠人们尚动、主动、勤动，不断变革，不断创新，不断实践。动动不已，生生息息，生命在于运动，“天下日动，而君子日生，天下日生，而君子日动。动者，道之枢，德之牖也”（一册，1033页）。“善体天地之化者，未有不如此者也”（十二册，431页）。
变革、创新，也是事物发展“谢故以生新”的新陈代谢规律向人们提出的客观要求。王船山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在“日化日新”，“推故而别致其新”。在自然界，“今日之风雷非昨日之风雷；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江河之水，今犹古也，而非今水之即古水”；在社会领域，国有盛，盛而衰，衰而亡，“千圣不同功”，“百王不同法”；“古之所贱，今之所贵”；“今之所非，前之所是”；在日常生活中，“灯烛之光，昨犹今也，而非昨火之即今火”；在人的躯体上，“爪发之日生而旧者肖也，肌肉之日生而旧者消也”（十二册，454页）。只是这些变化因远近不同，大小不同，古今不同，人们有是否察觉到了的区别，但“天地之化日新”则是肯定的。人们为了生存，为了生活得更美好，就必须认识和把握这一规律，自觉坚持变革和创新，以便协调自然，改造社会，把自在之物转变成为我之物。王船山还进一步指出，“日新之化”有两种类型，所谓“生者外生，成者内成，外生变而生彼，内成通而自成”（一册，1009-1010页）。也就是说，事物发生变化，一种是量的变化，是事物的自我更新。它是靠事物内部的力量，“通而自成”，是一种渐变，不是质变，因而是“质日代而形如一”，“日新而不爽其故”。二是事物发生质的变化，即“外生”，“变而生彼”，由此物生成了彼物，产生了“推故而别致其新”的飞跃。这种区分，对于我们今天实行变革，坚持创新，把握它的性质和力度，是有借鉴意义的。
是否坚持变革、创新，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王船山的“气化论”、“日新论”，是他的哲学思想体系的基石，他将其引申到社会历史领域，用以观察国家、民族的命运，王船山认为，“大虚本动”和“日新之化”给自然界带来了勃勃生机，“天地之生亦繁矣，倮介、羽毛、动植、灵冥，类以相续而繁衍，由父得子，由小而大，由一致万”（一册，976页），“前此之未有，今日之繁然而皆备”（一册，1049页）。他由衷地赞叹事物“荣枯相代而弥见其新”（十二册，312页），是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客观规律，“日新之化”不仅是自然界的进化之道，也是人类社会的进化之道。他看清了新事物的强大生命力，也看到了“衰减之穷”的旧事物的行将消亡，新事物必将代替旧事物。他渴望处于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古老中国，焕发出青春和活力，所以，他强烈主张，“穷必变”，“变必通”；“封建不可复行于后世，民力之所不堪，而势在必革也”（十册，114页）。君主也必须有能力“保其类”、“卫其群”，否则，连君权也“可继、可禅、可革”（十二册，503页）。他说，如果“守其故物而不能日新，虽其未消，亦槁而死”（十二册，434页）。在他看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静而不动，守其故物，就会自取灭亡。只有坚持变革，不断创新，国家才能兴盛，民族才有希望。
二、变革、创新，“要之以时”
“时”，在王船山的时空观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它含有时间、时代、时机、时势、时代脉搏等多重意义。“时”还是人们历史实践的存在和延续，包含着人类历史实践、变革、创新的全部内容。他说，“夫天下之万变，时而以矣；君子之贞一，时而已矣。变以万，与变俱万而要之以时，故曰：‘随时之意义大矣哉’”（三册，405页）！所以，他明确提出，“时者，莫能违者也”（一册，375页）；“违乎时，违乎道也”（十册，93页），他强调，“道莫盛于趋时”（十二册，416页）。
一切变革、创新，必须趋时，是基于“器变道亦变”、“道因时而变”的原则。在中国古代哲学的本体论中，“道”与“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家们长期争论的问题。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反映出他们对人类生活与实践中创新与复旧、变革与保守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王船山把他的“天下唯器”，“无其器则无其道”、“道在器中”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应用于历史领域，“道”就是指一切政治的立法原则、伦理规范及其一般原理；“器”是指特定的社会制度及其设施。王船山认为，“无其器则无其道……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一册，1028页），反之，“人或昧于其道者，其器不成”，不过，“不成非无器也”（一册，1028页）。归根结底，是“器”决定“道”，“器变道亦变”，道必须因时而变。当特定的社会制度及其设施发生变化时，建立在其之上的一切政治的立法原则、伦理规范及其一般原理都将或迟或早地发生变革和创新。所以，“事随势迁，而法必变”（十册，191页），“一代之治，各因其时，建一代之规模以相扶而成治”（十册，796页）。时变势亦变，世变事亦变，器变道亦变，要变革，要创新，就必须“就事论法，因其时而酌其宜”（十册，1180页）。
趋时的大忌是“违时”。王船山深恶痛绝的就是“违时”。他说，“最下亟违乎时”，“亟违时者，时未得为，而我更加失焉”（五册，509页）。“违时”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表现为逆历史潮流而动，主张复古倒退。王船山之前的一些理论家，有的提出“主静”，主张“无为而治”，有的主张“天不变，道亦不变”，有的主张“效法三代”。王船山提出“道莫盛于趋时”，正是对复古思想的严厉批评。他认为，“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君子不以垂法”（十册，1181页）。也就是说，古代的法令制度，只能治理古代的国家，而不可以一概用于今天，有远见的人不会按古代的法令制度来办事，今天适宜的法令制度，只能治理今天的国家，而不是必能行之于将来，有远见的人不会把它作为永恒不变的法则传播于后世。他还说，“即一代而各有驰张，均一事而各有伸诎，宁为无定之言，不敢执一以贼道”（十册，1181页）。由于时势不同，不仅古法不能照搬，就是同一时代的法律制度，也随具体情况有宽有严，有废有兴，判断同一类事情，也互有伸缩，宁可讲些灵活的话，也不要坚持一种成见，以致损害了治国的原则。他批评主张复古的人，“诵一先生之言……时已异而守其故株，道已殊而寻其蠹迹”（十一册，85页），既不懂国计民生，又不懂现实的政务，讲些道听途说的所谓意见，导致“病国毒民”的恶果。这种情况当然不能容许存在。违时的另一种表现，就是不顾客观条件，超越历史发展阶段，作出一些急躁冒进的决策，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王船山反复强调，“道”寓于“器”，“道莫盛于趋时”，离开社会现实状况所作出的任何决策、原则，任何所谓的“道”和“理”，都是“违时”的，都是行不通的。所以王船山说得十分明确，“时之未至，不能先焉”。“时未可为，虽盛德，能亟于求革乎？”（一册，399页）
变革、创新，要做到“趋时”，必须把时间抓得很紧很紧，勤于思考，身体力行，善于在千变万化中捕捉稍纵即逝的时机。王船山说，“趋时者，与时行而不息，宵昼瞬息皆有研几徙义之功也”（十二册，216页）。一旦抓住了时机，就要付诸行动，不能拖拖拉拉，坐失良机。否则，坐而论道，终将一事无成。“时驰于前，不知乘以有功，逮其失而后继之以悔，及其悔而当前之时又失矣，故悔者，终身于悔之道也”（十二册，416页）。
三、变革、创新，归于“协一”
笔者深深感到，变革创新，归于“协一”、和谐，是王船山思想体系中的一大亮点。
“协一”、和谐，是“两一”观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变革、创新的必然归宿。王船山作为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者和辩证法家，在他的著作中有着大量的关于“两一”观的论述。他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合两端于一体”，“无有不兼体者”（一册，37页）。他对“两一”观的描述，与今之对立统一规律的表述，惊人地相似。在他看来，任何事物都是阴阳并存的矛盾统一体，矛盾的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他重视矛盾的斗争性，但更强调矛盾的同一性。在论述“两一”关系时，他说，“合二为一者，既分一为二之所固有矣”（一册，1027页），“非有一，则无两”（十二册，36页）。他主张，应该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研究事物矛盾双方“相因非相反”、“相承而无不可通”的关系上；他反对无限夸大矛盾的斗争性，比如“雷风相薄”算是激烈的斗争了，但在宇宙间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雷风相薄”，“薄者，其不常矣”（十一册，201页）。他承认事物发展有激烈斗争的状态，但他希望社会保持和谐的正常状态；他也承认有“物极必反”的情况，但他说，“固有极其至而后反者，而岂皆极其至而后反哉……其极也唯恐不甚，其反也厚集而怒报之，则天地之情，前之不恤其过，后之褊逼以取偿，两间日构而未有宁矣”（十二册，430页）。这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矛盾都要“物极必反”，如果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出现一方“唯恐不甚”，“不恤其过”；一方“厚集而怒报”，“褊逼以取偿”，那世界上岂不是永无宁日了？王船山还将他的“相因非相反”，“相承而无不可通”的哲学观点运用于变革、创新，主张“化虽变而吉凶相依，喜怒相因，得失相互，可通于一也。推其情之所必至，势之所必反，行于此者可通于彼，而不滞于一隅之识，要归于得其和平，而变皆常矣，故或士或止……或刑或赏，当协一而不相悖害”（十二册，72页）。在船山看来，“协一”和谐，“不相悖害”是矛盾的同一性所决定的，是“两一”观题中应有之义。变革、创新并不回避矛盾，而是为了解决新的矛盾，要在更高的层次上达到新的平衡，“要归于得其和平”，使方方面面“皆协一而不相悖害”，形成社会和谐的新局面。
王船山强调把“天下之大同”的普遍人性原则作为变革、创新的最高指导思想，其着眼点也是社会的“协一”、和谐。他认为，“夫天下有其大同，而亦有其各异……其大同者，好生而恶死也，好利而恶害也，好逸而恶劳也。各守其大经，不能无死者，而生者众矣；不能无害者，而利者长矣；不能无劳者，而逸者达矣”（十一册，85页）。只要按照这一普遍人性原则，照顾到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来制定国策，确定措施，就可以使社会实现长治久安。因为这样做，代表了人心所向。人心的向背至关重要，“水亦载舟，水亦覆舟”，所以，王船山把体现“天下之大同”原则，看成是可以“历千祀”、“通九州”的治国原则，也是一切变革、创新的最高指导原则。当然，任何变革、创新都不可能照顾到所有人的利益和要求，“虽仁如舜，智如禹，不能不有所缺陷以留人之指摘”（十一册，86页）。但只要在变革实践中满足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体现了“天下之大同”，就一定能使天下归心，社会“协一”、和谐。出现“士自修其素业，民自安其先畴，兵自卫其职守，贤者之志不纷，不肖之奸不售”的祥和景象（十一册，86页）。王船山谆谆告诫，绝不能忽视多数人的意见和要求，绝不能偏听偏信，绝不能搞那种“得以一方者，失于天下，得以一时者，失于百年”的所谓变革、创新。
王船山强调变革、创新必须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变而不失其常”，是为社会“协一”、和谐发展提供科学保证。王船山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受客观规律的支配，“常”，指规律性，“变”，指运动性，任何事物都是常住性和变动性的统一。“居因其常”、“动因乎变”、“常以制变，变以贞常”，“君子常其所常，变其所变，则位安矣”（一册，994页）。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制约着事物的变动性，事物的变动性体现出事物的发展规律，一切变革、创新都必须尊重客观规律，不能乱来。“变而不失其常之谓常，变而失其常，非常矣”（一册，1059页）。这里讲的“非常之变”，就是指违背客观规律的盲动，产生了严重后果，甚至引发了社会动乱，导致变革的失败，因此，变革、创新，一定要“蹈常处变”，认识规律、尊重规律、运用规律、合于规律，做到“执常以迎变，要变已知常”（一册，1059页）。这样才能使变革、创新立于不败之地，从根本上杜绝任何“非常之变”，保证社会“协一”、和谐地发展。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王船山最早提出了科学发展的启蒙思想，科学发展是构建“协一”、“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实在令人惊叹！
王船山把人们的历史实践作为检验一切变革、创新成败的根本标准，而社会的安定和谐是其核心指标。他认为，历史上一切革故鼎新事项的记载，都要认真加以鉴别，“则必推之而可行，战而克，守而固，行法而民以为便，进谏而君听以从，无取于似仁似义之浮谈，祗以致悔吝而无成者也。则智有所尚，谋有所详，人情有所必近，时势有所必因，以成与得为期，而败与失为戒”（十册，1178页）。一切变革、创新，确定治国原则，制定方针、政策，都必须“以成与得为期”，必须切实可行，确有实效。决不是夸夸其谈所能办到的。成功的变革、创新举措，成功的治国原则，一定“智有所尚，谋有所详”，合乎民意，乘乎时势，一定能够“兴利以除害”，使天下归心，众志成城；“去危以即安”，促进社会稳定和谐。
王船山变革、创新，归于和谐的观点，经过十年浩劫，今天读来，十分亲切，倍感清新。在“左”的年代，我们谈到这些论述，不以为然，甚至把它说成是王船山的阶级局限性所致，实在是把黄金当成了泥沙，有愧于船山先生了。今天，国人已告别斗争哲学多年，取而代之的是和谐哲学。和谐社会，是和谐哲学的体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与人之间，事物之间，也有矛盾，也必须有斗争，但决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而是为了实现“协一”和比较“协一”的社会。在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消灭以后，各阶层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价值取向也大同小异，相互之间完全可以互惠、互利、互补、互动，即使出现了某些矛盾，也可以用平衡与“协一”的办法来解决。变革、创新，归于“协一”，变革、创新也包括辩证法理论的创新，在这方面，王船山的“协一”和谐观，弥足珍贵。
四、变革、创新，先新自我
王船山不仅对变革、创新有系统的论述，而且他本人就是一位伟大的变革者、创新者。在理论上，他的哲学思想、经济思想、史学思想、伦理思想、宗教思想、文艺美学思想等等，可以说涉及到传统思想文化的一切领域，都有非凡的创新，真正做到了“六经责我开生面”；在实践上，从青年时代开始，就为救国救民奔走呼号，直至直接参加反对满清的武装斗争，虽然因条件不具备而失败了，但仍然可钦可佩。从他的论述及其实践，实际上已经昭示了变革、创新主体所要具备的一系列必要条件。
变革、创新者，必须具有远见卓识。变革、创新需要有大智慧、大见识的人，需要有治国安邦的才能。王船山说，“不识，无迹之可循，不能为之名也。不知，不予测其变也。”知能日新，才能遁其迹，测其变。（十二册，422页）他认为，“知”是人的潜在的认识能力，“能”是人的潜在的实践能力，“知，至于尽器；能，至于践形；德盛矣哉”（十二册，427页），“知能同功而成德业”（一册，989页）。对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有待于发挥“知”的能动性；对实践的躬行，有待于发挥“能”的能动性，人们只有把这两种能动性同时发挥出来，才能成就其大业，因此，有志于变革、创新的人，必须勤于学习，勤于思考，勤于实践，穷古今，通万变，才能逐步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远见常识的人，具有驾驭变革、创新复杂局势能力的人，才能成就其大业。王船山正因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才使他有如“孤月之明，炳于长夜。”
变革、创新者，必须有厚重的历史责任感。王船山认为，一切变革创新，都是为了使国家“去危以即安”，“兴利以除害”，构建“协一”、和谐，“成乎可久。”志士、仁人都应以此作为自己神圣的历史使命。而要确立这一点，一个极为重要的途径就是要熟悉历史，借鉴历史经验，“力行求治之资”。他说，“而善取资者，变通以成乎可久。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十册，1182页）。王船山把自己置身于历史的长河中，设身处地的承担起历史使命，以转危为安，兴国利民为己任，研虑、忧患、斟酌，谋为“变通以成乎可久”的方略、对策，显示出了他超人的大见识，大智慧。为了进一步发挥治史的经世目的，王船山强调，资治不是简单地模仿古人，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更深一层，“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十册，1182页）。只有这样反复深思，反复实践，反复创新，才能完成“变通而成乎可久”的历史使命。
变革、创新者，必须不断更新自己的观念。作为历史上一位变革、创新的巨人，王船山对事物的认识也并不是一贯正确，也时有其偏颇之处。但可贵的是，他敢于不断更新自己的观念，与时俱进。船山青年时代，恰逢社会矛盾激化，爆发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由于种种原因，他在《章灵赋》自注中曾流露出对农民起义的不满，1643年，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攻下衡阳，邀请各方人士，也包括王船山兄弟二人参加起义军，王船山甚至自残身体坚决拒绝了起义军的要求。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克北京，他更认为这是“五行汨灾，横流滔天，祸婴君上，普天无兴勤王之师者。草野哀痛，悲长夜之不复旦也”（章灵赋自注）。但是，后来他通过认真研究历史，通过深入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实地考察，尤其是通过与农民军领袖们的交往，他的认识、立场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已故的陈植森先生曾概括为四大转变：1、从咒骂农民起义是“祸害”、“横流”，到认识封建统治阶级的“虐民”、“毒民”、“剥民”、“殃民”、“病民”、“贼民”的暴政，逼着农民走上反抗的道路；2、从对农民起义军“恨不与俱碎”，到承认必须改革政治，实行“安抚”政策，对农民作出一定让步；3、从不与农民起义军合作，到赞成联合农民军抗清；4、从看待农民起义军将领是“国仇”，到为他们立传，颂扬他们的功绩，赞佩他们英勇牺牲的精神。这四个转变概括得比较客观、全面、公允。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位变革、创新的巨人，无比光明磊落的博大胸怀；看到了敢于变革、创新的人一定是敢于追求真理的人；看到了变革、创新，先新自我的大家风范。
变革、创新者必须具备独立人格。变革、创新，事关重大，不仅需要大智慧，而且需要大胆识，需要崇高的道德威望和特立独行的人格情操。正如王船山所说，“革者，非常之事，一代之必废，而后一代以兴，前王之法以蔽，而后更为制作，非其德之夙明者，不敢革也”（一册，396页）。为了确立道德自我，坚定自己的信念和意志，造就自己“不为世所颠倒”的独立人格，他将庄子的“参万岁而一成纯”的名言大加发挥：“言万岁，亦荒远矣，虽圣人有所不知，而何以参之？乃数千年以内，见闻可及者，天运之变，物理之不齐，升降隆污治乱之数，质文风尚之殊，自当参其变而知其常，以立一成纯之局，而酌所以自处者，历乎无穷之险阻而皆不丧其所依，则不为世所颠倒而可以立矣”（十二册，485-486页），古往今来，不论社会发展如何艰难曲折，形势变化如何混乱险恶，都能有自己的独立思想、独立意志、独立人格，处变不惊，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具有了这种独立人格，就能做到，饥寒而志不移；蹈乎刀锯鼎镬而不惧；名满天下，功盖当世而不骄；不荣不辱，终天年于闾巷田畴而不怨。对生死成败泰然处之，“生之与死，成之与败，皆理势之必有，相为圜转而不可测者也。既以身任天下，则死亡与败，非意外之凶危；生之与成，抑固然之筹画；生而知其或死，则死而知其固可以生；败而知有可成，则成则抑思其且可以败。生死死生，成败败成，流转于形势，而皆有量以受之，如丸善走，不能逾越于盘中，其不动也如山，其决机也如水，此所谓守气也”（十册，1106页）。总之，有了独立人格，从事变革、创新，就有了主心骨，有了灵魂，有了精神支柱，就能做到“生死以之”。
综上所述，船山的变革、创新思想体系，是以“气化论”和“日新论”为理论基础，以“要以趋时”为要义；以“协一”、和谐为归宿；以变革、创新主体的自我更新为先导的理论体系，是王船山整个思想体系的一个子系统。研究和探讨王船山的这一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弘扬传统文化精神，进一步实行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本文仅以对其一孔之见，恭敬纪念百代之师王船山诞生三百九十周年。
2009年10月3日
主要参考文献：
①肖疌父、许苏民：《王夫之评传》
②陈植森：《王船山对农民起义的看法初探》
（作者介绍：1940年6月出生，中共衡阳市委党校原校长，副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